来源：搜狐读书

书名：大学何为

作者：陈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为陈平原“大学五书”从书中的一本。

该书从历史记忆、文学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它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什么，以学者的冷静讨论大学的复杂性和改革的代价。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延续了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等。

书摘正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关于大学，有三种提问方式：为什么需要大学？这几乎不必要讨论；怎么样办大学？那光说不练不行；需要什么样的大学，这还差不多，此话题可以讨论，也大有深究的必要。世界上的大学，千差万别，不是命定如此，更不是别无选择。恰恰相反，大学办成什么样子，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主动选择的结果。有外部条件的限制，但主观上的努力同样很重要。今天中国的大学之路，到底该怎么走，仍在探索，还有商量余地。正因为没有完全定型，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这才更值得诸位去体贴、关心、介入。

此乃作者2005年8月5日在中央电视台“双周论坛”（北京）以及2005年8月8日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

一、媒体中的大学

大学受到世人如此高度关注，这也是中国特色。这种关注，最终落实在媒体上关于大学的集中报道。高考不用说，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每年上演的，是同样的节目，可公众百看不厌。从试卷的押运、考场的周边环境、考试那几天的气温、考场外家长的焦急等待，还有交通警察如何维护秩序、警车运送走错路的考生等，诸如此类的动人故事，每年都有。接下来的是教师阅卷、有关部门公布录取分数线以及各名校在本省市招生的名额等；在接下来是有人欢天喜地，有人唉声叹气，学界开始争论考不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有没有必要复读、选择民办大学前途如何、小留学生出国是否合算；再再接下来，该轮到贫困生能否上得起大学、高考状元有无奖励、各省市录取分数线悬殊是否公平等。你看，新生还没入学，“故事”已经讲了一大堆。

这还只是例行公事，平日里更多突发事件。如研究生录取作弊，学术著作抄袭，还有老教授的新婚姻等一系列问题，都可能成为极好的社会新闻，出现在报纸的任何一个版上。

我说“任何一个版”，是有所指的。以前大学新闻主要在教育版上露面，现在神出鬼没，无所不在，可以是政治、科技、法律，也可以是经济、体育、娱乐。

大学成为公共话题，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我也不例外。偶尔出镜，但更适合于专业著述或报刊文字。喜欢讨论大学话题，以致有时被介绍为“大学史专家”。这属于“美丽的错误”。因为，我的本行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与“大学史”，形近而讹。我始终称，自己是大学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是amateur，“爱美的”。五四时期，陈大悲等介绍西洋的业余演剧，并在中国提倡“爱美剧”，用的是英文amateur的音译。中国的教育问题，关系重大；有权利且有义务讨论此话题的，不仅仅是教育部官员或教育学专家，而应该是每一个关心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这些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相当活跃，跟一大批业余爱好者的介入有关。

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外在原因是：第一，百余年来，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学术发展、经济及法律环境的形成，都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大学对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一般人都能看得很清楚。

第二，由于连年扩招，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的是是非非，牵涉到千家万户。你别看他是个卖菜的，只有小学程度，可他的孩子读了研究生，他同样有兴趣关心大学里的事情。第三，传媒人大多受过大学教育，他/她们的兴趣决定了大学可以成为社会新闻。第四，大学教授日渐明星化，其中的佼佼者，收入不如体育或娱乐明星，但也有不少坚定的“粉丝”，其言谈举止同样具有新闻价值。

更重要的是内在原因：第一，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第二，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中国大学也在转型；第三，正因为有问题，在转型，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最后一点同样不该忽视：大学话题不属于“禁区”，虽有些言不尽意，总比以前捂着盖着好多了。

有一个疑问，如此局面的形成——即大学经常在媒体中露面，有无大学自身炒作的成分？应该说，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因素，尤其是著名大学五十大庆、百年校庆前后，总有大量宣传味道十足的连续报道。还有，需要抢夺生源的民办大学，比如吉利大学、西安翻译学院等，都有很成规模、带有明显广告色彩的长篇通讯。不过，一般情况下，关于大学的新闻，大多是媒体主动选择的结果。我问过北大宣传部长，媒体喜欢谈论北大，是不是你们故意营造的？他说，校方很少主动出击，大都是媒体找上门来的。原因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人家不一定按照你的意图来报道，太积极，很容易弄巧成拙。别的学校我不懂，以北大的情况而言，太多的媒体关注，太多的新闻报道（包括正面与负面），不是好事情。大学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不该过分受制于政府决策以及社会舆论。

你到国外看看，人家的大学校园，比我们宁静多了。

没有那么多喧嚣，没有那么多关爱，也就没有那么多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机会。传媒关注当下，需要热闹；大学追求久远，必须冷静。各有各的趣味，走得太近，在我看来，不是好事情。不针对具体的学校或媒体，我说的是整个社会氛围，即过分看重曝光率。几年前（2001），清华大学曾做出规定：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上做专题节目，可以得10分；这等于在非核心期刊发表5篇论文，或者在国内重点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这个规定引起很大争议，后来偃旗息鼓了。但我也听到另外的声音，比如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告诉我，他们学校不缺学业专深的教授，就缺这种能在电视上“侃”的；可能的话，他们也想找几个知名度高、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不用写论文，只要每回出镜时打上“某某大学教授”就行了。这也是一个思路，等于给学校打广告。

办一流大学很难，需要社会的热情鼓励，需要大学中人的艰辛跋涉，需要积累，需要冲刺，而且还不一定成功；并非媒体上露面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学校。媒体代表公众的趣味，其关注大学，自有理由；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目光与襟怀，如何看待媒体中日益张扬的大学形象，尽可见仁见智；但无法否认的是：第一，校园里的一举一动，很可能牵涉整个社会，连北大清华对进入校园的旅行团收费都可能引发热烈争论，你就可想而知。第二，转型期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好的坏的，统统折射到大学校园里，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围墙早就形同虚设。第三，所谓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能简单理解为“订单式服务”；将大学全都推向市场，不是好主意。

二、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

关注中国教育的人，大概都会承认这么一个事实：中国式教育大国，但不是教育强国。很多人注意到，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据统计，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共录取新生420万人，比上年增加近40万；2005年招生未见权威统计数字，只知道还在增加。目前全国各类高校在校生总数超过2000万。2000万！这已经是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这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关于“大学”的新闻与旧事，能成为公众热切关注的话题。

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则报道：日前，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科学家钱学森，病榻上的钱先生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温家宝看望文学家季羡林和科学家钱学森》，《京华时报》2005年7月31日）专家们于是纷纷为中国大学把脉：有说问题在于只顾数量不问质量，有说毛病出在只讲技术没有文化，还有的认定是推崇专家蔑视通才惹的祸，等等，等等。我则读出另外的意味：一个全世界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居然“没有一所大学”能冒出“杰出人才”，这太可悲了。可见中国离“教育强国”还很远。请注意，钱学森用的是全称判断，声名显赫的北大清华，也在其批评之列。

当然，关于中国大学的声誉，还有另外的说法。记得是去年十一月，报纸上刊出《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泰晤士报>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跻身全球前20名》，《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10日）。

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地位。中国在崛起，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对于这个排名，北大当然高兴，校方网站上当即转载。可此举马上收到批评。我们系一个教授，在第一时间给校长写信，称不该看中此类排名，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走自己的路。校方还算冷静，到此为止，不再宣传。

就学术实力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北大清华只能排在二三百，进不了前百名。当然，如果带进学术声誉以及实际影响力，那又是另一回事。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想说的是，大学排名取决于文化背景及理论设计，即便是国外很有影响的排行榜，也都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盲点。说你十七，没什么好得意的；说你两百，也不必要丧气。

说这些，是有感于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大都有理想，想做事，而且是做大事。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志趣，如果没有辅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很容易变成花拳绣腿，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明白办大学、办好大学、办第一流大学很不容易，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大学的进步，不提过高的标准，更不要拿排名、获奖说事。

国际上的大学排名，就好像诺贝尔奖，应该尊重，但不该过分推崇。前几年，有个剑桥大学的博士生，跑来北大跟我谈了好几次，她的论文选题很有意思：如何看待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几十年了，文学界老是絮絮叨叨，埋怨为什么没有中国人获奖。有讥讽评奖委员会的“傲慢与偏见”，有说问题出在译本上，有称谁谁谁不死早就得奖了，还有人努力讨好委员会中惟一懂中文的马悦然。那年在香港，看马悦然先生比比划划，说有那么多作家给他寄新书及书稿，希望他翻译并推荐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引起在场人士的哄堂大笑，真的，我很难受。前两天看傅光明写的《老舍差点或诺奖，一个神话？》，辨析一件流传很广的传说：1968年颁发给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诺贝尔文学奖，原本是准备颁给老舍的；获悉其已在两年前跳湖自杀，只好换了另一个东方人。这传说破绽很多，但流传甚广，逼得马悦然前几年出面公开否认：最有可能获奖的是沈从文，1987年进入终审名单，1988年再次进入终审名单，如果不是刚好那年去世，极有可能在十月获奖（《社会科学报》2005年7月21日）。结果怎么样？大家吵来吵去，吵了大半天，最后是法国籍的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奖了。中国作协随后发表的声明，在我看来，很不得体。

自然科学奖大概不会这样，不管是大陆的、台湾的，拿美国护照、德国护照的，只要是华人获奖，我们都该祝贺。当然，最好是在大陆工作的科学家获奖。但获不获奖，带有某种偶然性；我看中科院院长说十年内获奖，直捏一把汗。不是说不可能，而是将评价标准定在这里，不太合适。

毫无疑问，中国的科学技术，必须做大做强，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最好是水到渠成，切记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提奖学术。前几年，北大为了发展文科，春天开动员大学，秋天开表彰大学，我戏称为“春种秋收”。用心很好，但效果不佳。学问不是领导鼓鼓劲，就能马上上去的；除非你实现安排好，否则，不可能立竿见影。

学术讲究积累，单有个别天才不够，还需要一大堆学术上的台阶，不可能一蹴而就。常见学生们追问，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不想学走路，就想着百米冲刺，破世界记录，这样的心态，很普遍。离开时，我会表扬他们“雄心壮志冲云天”；现在，反过来，我批评他们“自私”、“偷懒”。尽想着破纪录后的鲜花与掌声，不愿意做铺路石。一代人，不，几代人中，摘取科学桂冠的，就那么几个。其他人的工作，很可能只是在“铺路”。

不否认学问是在不断推进，但大都是点点滴滴的进步；积少成多，终于有一天达成“科学的革命”。这样的学术史观，现在似乎被颠覆了；你看媒体上的报道，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突破。惟一不明白的是，如果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天，这“填补空白”也就太容易了。

老一辈学者讲话严谨，甚至可以说是木讷，这不妨碍我们队他们的尊敬。现在不一样了，新一代学者大都变得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不能说没有努力过，可很明显，说的远比做的好。这不是个人性问题，而是学术制度造成的。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在我看来，最大原因是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奖。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作假的行业。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

得出三个小小的结论：第一，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任重道远；第二，提升中国学术水平，不能急火烧心，更忌讳乱吃补药；第三，过多的规划、检查与验收，过于频繁的学术评奖，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三、大学需要“学问”，更需要“精神”

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其《就职演说》中有一段话，近年常被引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楼与大师，代表着办学的两大支柱：金钱与学问。这两者都很重要，只不过世人偏重看得见的大楼，梅贻琦这才有必要强调大师的重要性。某大学校长为了表示自己看问题更全面，提出：我们既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这是废话，梅贻琦主持清华时，也没说过不盖大楼。

这个话题，我想略微拓展。当我们谈论“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时，主要关注的是学问。可大学除了博大精深的“学问”，还需要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没能体现在考核表上的“精神”，更能决定一所大学的品格与命运。

在《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教育学报》2005年1期）一文中，我提到自己不喜欢“北大精神”、“中大精神”这样的提法，理由是：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这么说，并非认定大学可以没“精神”。相反，我特别看重一所大学由于历史渊源以及一代代人的努力凝聚而成的某种特殊品格。我只是反对将这种“精神”凝固，或者落实为校训，或者演变成为口号。

北大人喜欢引用鲁迅的话：“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这么引，其实有问题；此话还有前言后语，不该被省略。1925年12月，北大学生请鲁迅为校庆二十七周年写文章，鲁迅于是写了这则《我观北大》，其中有这么一段：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鲁迅全集》第3卷1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即便是校庆征友，只能说好话，鲁迅也说得很有分寸：“近七八年”，也就是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这所大学很有成绩。至于此前怎么样，我不晓得；以后命运如何，那就更无法预测了。

又过了七八年，鲁迅给台静农写信，谈及昔日《新青年》同人，对钱玄同的“夸而懒，又高自位置”、以及刘半农的喜欢“摆架子”，有很尖刻的批评。接下来的那句话，更是要命：“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进’，则较切矣。”（《鲁迅全集》12卷309页）1933年的北京大学，是否真的像鲁迅说的那么不堪，这里暂不深究；我只想指出，鲁迅对北大的评价，并非“一以贯之”。还有，鲁迅谈论某所大学的功过得失时，不怎么考虑其科研成果，特别看重的，是其是否“失精神”。

熟悉北大校史的人都知道，1931年起，蒋梦麟正式主持校政，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公布组织大纲、实行教授专任、规范课程设置、扩大研究院，以及借助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拨款推动科学研究。那些年，北大在学术上是有明显进步的。为什么鲁迅谈及他曾经工作并热情表彰过的北大，会如此痛心疾首？当然，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不是教育史家，评价大学时，不考虑专业成绩，而用无法量化的“精神”来说事，显得有些“粗枝大叶”。可换一个角度，大学不仅生产知识，还影响社会，1930 年代的北京大学，确实不像五四新文化时期那样引领全国思想文化潮流。尤其让鲁迅不能容忍的是，当年的新文化闯将，如今都功成名就，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学阀”，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友善。鲁迅对“北大堕落”的慨叹，从教育史上看，是不准确的；可它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如何评介一所大学的精神风貌。

只要稍微接触现代中国教育史，肯定会被西南联大的故事所深深吸引。抗战时活跃于大后方、肩负起中华文化复兴伟大使命的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在如此艰难的状态下办学，竟然意气风发，教授们出成果，学生中出人才。近年出版的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以及众多关于西南联大的书籍，读了让人感动。除了具体的学术上的业绩，最让我们怀念的，还是西南联大师生那种百折不回的精神状态。

西南联大的情况，大家比较熟悉；下面这个小故事，估计比较生疏。半个世纪前，陈六使与新马华人共同集资，在新加坡创办了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从开办到合并，二十几年间，南洋大学始终伴随着激烈的争议，其中困扰着他们的，是政府主持的一系列学术评鉴。1970年8 月，李光耀总理应南洋大学历史学会之请，做《南大与我们的前途》专题演讲，其中提到，南大创办的最初几年，出现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很矛盾的，现在南大的师资和教学水准虽已提高了，但特出的学生却没有从前那么多”（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440—444 页，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2）。是有点奇妙，教学水平上去了，学生却不见得比以前更有出息。如何解释这一矛盾？我以为，关键在于创校初期，教授与学生全都憋着一股气，有明显的精神追求；日后走上正轨，教与学都变得平淡无奇，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不那么有“精神”了。其实，不只南洋大学如此，古今中外很多大学，都曾面临如此尴尬的情境。

“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19 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积极倡导自由教育，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理智发展为目标。关注的是心智，而不是专业技能，用他的话说，便是“构建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心智的科学构成的结果。这是一种习得的判断力、敏锐力、洞察力、见识力、心智的理性延伸力以及才智的自制力及沉着力。”（参见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72 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无论我所说的“精神”，还是纽曼强调的“心智”，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

总的感觉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

北大学生常被批评为不谙世故，书生气太重；但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坏事。如果大学还没毕业，已经老气横秋，像坐了十几年办公室，对所有人事均能应对自如，这其实很可怕。学生嘛，总该有点理想主义，即便不切实际，也没关系。

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四、大学的类别以及个性

最近五年，作为政府重要决策的大学扩招，影响及于千家万户，其利弊得失，必须拉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清楚。对于如此“教育大跃进”，不少学者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迅速扩大的招生规模，确实使得各大学师资力量减弱、办学条件恶化、教学质量下降。可另一方面，国家需要人才、百姓渴望读书，这你也不能不顾及。如何兼及学术质量与社会需求？在我看来，关键是将大学分层评价、分级管理。

教育部长周济2004 年6 月8 日在“985 工程”二期建设工作会议上做报告，题目为《构筑创新平台 建设优势学科 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教育部通报》第18 期，2004 年），其中有这么一段：基于我国的国情，国家必须集中力量，重点支持若干所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支持一批高校建设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 029水平研究型大学，支持一大批学校建设重点学科，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一流的人才和知识贡献，引领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激励更多的高校以争创一流的精神和业绩向提高整个高等教育水平的方向前进，形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

这段话的大思路，我很赞成，只是想略做补充：之所以千余所大学不能齐头并进，除了钱的因素，很大原因还在于，大学应该分层。即便你有本事把中国大学都办成北大清华，也不是什么好事。缺了社区学院，或者说专科教育，你到哪里去找合格的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文秘？让艺术家都来拿博士学位，让政府要员全变成兼职教授，这样的大学繁荣，不是好兆头。

在《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1 期）一文中，我曾提到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大学之间，不可比，没有高下之分。第二，美国的好大学，不仅仅是哈佛、耶鲁、哥大、斯坦福等，还包括那些以人文社会为主的college（学院），像SwarthmoreCollege、 Reed College、 Middlebury College、 Ithaca College、St. John’s College 等，还有专收女生的Wellesley College、Smith College、Vassar College，都是了不起的好学校。它们不招研究生，不是没这个能力，而是全心全意经营好本科。第三，即使同是研究型大学，也要看到，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就像写文章，能雅是本事，能俗也是本事；就怕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理论、实用全都不彻底。

目前中国的大学，一窝蜂都在争硕士点、博士点；在我看来，这是一条很糟糕的歧路。200 多所博士授权学校，400 多所硕士授权学校，再加上600 多所学士授权学校，这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很快就有人“升级换代”。那些只有学士或硕士授予权的学校，全都不安于现状，都在冲刺博士点，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今年春天，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发表文章，谈及中国在学博士生已达14.35 万人，培养规模跃居世界前列。

美国大学中每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700 人的，只有两所；超过600 人的也只有6 所。而我们已有多所高校博士生招生数超过1000 人，最多的甚至达到1400 人（《关注博士生培养的过度教育现象》，《文汇报》2005 年4 月7 日）博士教育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矛盾：首先是学术质量，其次是学生出路。科研经费少，学生数量多，你让我们的博士生怎么能出大成绩？理工科的博士生，没有课题经费，基本上是寸步难行。如此多快好省地“催生”各类博士，后果很不乐观。更严重的是，目前排队申请博士点的大学还很多，你怎么说服他们安于本科或硕士生教学的现状？

我曾经说过，民国年间最值得尊敬的大学，不是北大、清华，也不是燕京、辅仁，而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为什么？相对于私立的南开大学，清华、燕京那样的国立或教会大学，可利用的资源要多得多。此外，还有一些学校同样值得表彰，比如留日学生发起创办的中国公学、蔡元培为校长的孔德学校、唐文治的无锡国专、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学院、陶行知的晓庄学校、匡互生等人的立达学园等，这些消逝在历史深处的好学校，有理想、有个性，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在精神上有所拓展，虽然没能延续下来，仍值得你永远追忆。

目前中国大学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个性。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只有两类大学，或副部，或正厅。大学没有明晰的自家面目，这样的教育布局，很让人担忧。这跟我们将大学校长作为行政领导，可以随意调换，有直接关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集体领导，强调制度建设，再加上教育部管得太多，各大学面目相差无几。民国年间的大学，可就不一样了：张伯苓管得好南开，但管不好北大；反之，蔡元培也很可能对付不了南开。一个有名的案例，罗家伦在清华很受气，在中央大学则如鱼得水，做出了很大成绩。大学校长的性格与才情，深刻影响着其执掌的大学。而现在，有理想、有个性、有胆识，影响一所大学发展方向几十年的校长，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很少很少。

现在办大学，追求的是“大而全”。这当然是评比制度闹出来的，但也跟校长们的见识有关。眼看着云升云降、潮起潮落，有心人都在谈论如何“扬长”，我则反其道而行之，建议“避短”。其实，对于有理想、有才华的人来说，“避短”更难。因为他眼界高，能量大，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以为真的是“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经过一番努力，或许他真的把事情办成了；可他不会退一步想：假如不这样做，也许成绩更大。记得蔡元培主政北大时，为合理使用有限的资源，竟然停办了工科；张伯苓办南开大学，故意不设中文系；还有唐文治舍弃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现在的上海交大），跑到无锡来筹办“救人心”的无锡国专。

所有这些，都是有所舍，才有所得。

有所舍，是为了有所得，学者如此，大学也一样。说到这里，我想起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清代大学者王鸣盛有一天对戴震说，我以前很怕姚鼐，现在终于不怕了。

戴震问：为什么？王的回答非常精彩：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也。

听完戴震的转述，姚鼐大为惊悚，当即决定舍弃词学，专攻文章，后果然以建立桐城文派而留名千古。这段逸事，是姚鼐自己说出来的，见于其《〈惜抱轩词〉跋》。

我读现代中国大学史，特别关注那些有强烈个性、晓得如何趋避、在十分不利的状态下丢卒保车，最终化险为夷的教育家。当然，日后形势变了，决策必然重新调整。

但决定“放弃”那一瞬间的痛苦，以及这一决定背后的意愿与情怀，值得后人理解与体贴。我相信，对于有理想的教育家来说，高歌猛进容易；身处逆境，壮士断臂，则很难。

更可怕的是，落在你头上的，是个烂摊子。学校基础太差，根本不可能争什么一流。这个时候，能不能在低层次的大学（比如只有本科或专科），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谈这个问题，必须区别学校的成绩与校长的贡献。

一流大学的校长，不一定就是优秀的教育家；反过来，执掌一所三流大学的，也有可能是位了不起的好校长。就像北大，不管谁来当校长，她都是国内一流。因为，国家的经费投入、教授的学术水平、学生志向以及社会认可度摆在那里，学校怎么办都不会太差，只是能不能更上一层楼的问题。相反，一所底子很薄的大学，再伟大的教育家，也不可能让其突飞猛进，短期内跻身国内甚至世界一流。

前几天读舒乙写的《苦读偶窥》（《文汇报》2005 年7 月31 日），说的是北京一批知识分子，自己集资，到教育落后的河南省民权县办私立的黎阳高中。“黎阳高中的定位是三个面向：一是面向农村，二是面向贫穷，三是面向原本学习基础差的。”就像舒乙说的，“这三面向，真棒！而且独一无二。”这些基础差的农村学生，经过三年苦读，高考入学率居然高达90％（10％本科，80％大专）。主持其事的丁传陶老师很困惑——这样的“苦读”不符合他的教育观；可是能让穷人的孩子考上大学，在我看来，还是功德无量。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能让教学条件不好，学生资质差的，照样出人才，这才是真本事。至于学校规模大小、校长级别高低，不该太在意。

五、民办大学的崛起

今天我们谈论大学，有意无意地，指的都是国立大学，而很少将私立或曰民办大学纳入视野。而这一习惯思路，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

或许，大家不太在意，目前中国，每十名大学生中，就有一名是在民办高校就读。而且，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几年，高等教育招生增量将主要放在民办高校中。

目前政府承认学历的民办大学，全国共有239 所；其中专科层次的214 所，本科层次的25 所。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我相信，不只现有的民办大学会有大发展，还会有不少新的企业及个人，积极投身/ 投资民办高等教育事业。

对于民办学校的性质、地位、宗旨与作用，《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实施条例做了明确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国家保障民办学校举办者、校长、教职工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这就意味着，今后，民办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平台上，与国立大学展开自由竞争。

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量极大，既需要高精尖的专业人才，也需要贴近市场的应用型人才。原本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有各的绝招。但随着民办大学的日渐壮大，口号开始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获得专科或本科学位授予权，有的甚至提出要办“中国的哈佛”。国立大学呢，连年扩招，专业设置不断向下延伸，已经与民办大学严重重叠。表面上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扛着国立大学的招牌，总能吸引到较好的考生。可如果将校园设备、教学管理、学生出路，以及办大学必不可少的雄心壮志考虑在内，像北京、西安等地那些办得有声有色的民办本科学院，其发展前景，比很多公家办的三流大学强。更重要的是，前者在崛起，前途未可限量。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国立大学与民办大学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

若能以此为契机，在公办、民办大学之间，逐步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新局面，则可喜可贺。

如何理性地看待民办大学的崛起？我跟一些民办大学的校长有过接触，感觉上他们很像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过人的工作精力与组织才华，口若悬河、指挥若定；谈及民办大学的未来，既兴奋又焦虑，既有教育家的志趣，也有商人的精明与实际。上个月，应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的邀请，作为主讲嘉宾，我与西安六所民办学院的校长展开对话，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我不主张直接用美国及日本的例子，来推测中国民办大学的未来。鼓吹民办大学的，大都喜欢举美国和日本作为例子。众所周知，日本是私立教育主导型的国家，高等教育中，私立大学比重超过70％。日本私立大学的大发展，是在1970 年代，一方面是经济起飞对于人才的强劲需求，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意识到私立高等教育具有某种公共性，提供部分经费补贴以及免税、减税措施，借此提高私立大学的办学水平与教育质量。日本的私立大学不仅数量多，还有若干名校，像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学术水平不比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差。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日本的私立大学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恰好相反，是通过增加公立大学来达成这一目标的。那是因为，美国最早成立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时至今日，美国私立大学系统之完善，质量之高超，天下无敌。2000年的统计资料，美国共有私立大学2484 所，超过全国大学总数的50％。更让人惊讶的是，排名前二十位的大学中，私立大学占绝对优势。但是，私立大学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这不是世界教育史上的通例；比如，欧洲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美日两国著名的私立大学，运营经费相当可观，主要是接受捐赠和收取学费，此外还有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经营及其他服务获取一定收入。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并没有真正的‘私立’高等教育这种事情”（参见弗兰斯•F•范富格特主编、王承绪等译《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40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而中国目前的民办大学，全靠学生学费，加上银行贷款，这样的财政状况，不可能在学术研究上投入过多，因而也就很难迅速提高教学及研究水平。

在做节目前，主持人问，能否说民办大学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我说不行。即便排除古已有之的私学，就算跟西方接轨的私立大学，也得从晚清说起。抗战前夕，国统区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08 所，其中大学42 所（国立13所、省市立9 所、私立20 所）、独立学院36 所（国立5所、省市立9 所、私立22 所）、专科学校30 所（国立8 所、省市立11 所、私立11 所）（参见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522 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国立与省市立属于公立；至于私立大学，则包括教会与私人所办两类。一直到解放前夕，高等教育中的公立与私立，数量大致相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议（1949）规定，以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再加上向苏联学习，拓展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具体措施包括：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改造老北大、老清华；接管教会大学，取消私立大学，大学一律改为国立；实行院系调整（1952），保留14所综合大学，其他的改为专业院校。事后证明，这三大举措，关系重大。

中国私立大学的起步，不是1982 年，这点很容易说清楚。但假如从晚清谈起，有了对照系，今天民办大学所取得的成绩，就显得不那么辉煌了。其实，中国很多名牌大学，原本都是私立的，比如复旦大学，马相伯创办于1905年，1942 年改国立；厦门大学，陈嘉庚创办于1921 年，1937 年改国立；南开大学，严范孙、张伯苓创办于1919 年，1946 年改国立。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是由两所国立大学北大、清华，加上一所私立大学南开组合而成的。今天很难想象，才办了不到二十年，南开就有这样的学术声誉，可以和北大清华平起平坐。你可以说组建西南联大，那是抗战中的特殊举措；但当年南开的学术声誉确实很好。现在的民办大学，也有办了二十几年的，规模是上来了，可学术水平呢？我同意这么一种乐观的估计：民办（私立）大学中，经过一番大浪淘沙，会冒出一些名校；这些名校逐渐成长，总有一天可以跟著名的国立大学相媲美。但这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目前中国的民办大学，仍在起步阶段，提过高的要求，明显不合适。我担心的是，形势一好转，头脑就发热，民办大学也都一窝蜂地谋求升级，以致重蹈公立大学的覆辙。刚才说了，都办成研究型大学，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认真经营好本科或专科教学，着力培养实用型人才，没什么不好。千万别好高骛远，弄出很多花里胡梢的招数来（如20 万奖学金买高考状元，或制造各种莫名其妙的排行榜）。我能理解，民办大学竞争激烈，发展艰难，可“出奇”不一定能“制胜”；再说，那也不是办学的正路。

我对目前中国民办大学的基本看法是：从培训班起步，二十年来，历尽艰辛，为国家解忧，为百姓解难，在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培养了许多实用型人才，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好些民办大学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拥有漂亮的校园以及基本师资队伍，初步树立起自家的品牌。如今再添上国家政策的倾斜，以后若干年，中国的民办大学，我估计会有较大的发展。而民办大学若真能大发展，对目前中国的大学体制以及思想文化状态，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对此，我寄予很大希望。

六、“师道”有无“尊严”

不管是国立还是民办，大学校园里，师道有无尊严，以及师道能否尊严，都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师道不能合一，是个大趋势。这是因为，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越来越普及，求师不再是获取知识的惟一途径；进入信息化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多元，包括在家自修或参加远程教学。这样一来，师在道德教诲以及知识传授中的功能，将日渐弱化。中小学还好说，踏进大学校门，独立思考的欲望与能力与日俱增，传统的“天地君亲师”，再也不能束缚住今日的大学生。

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尊师但不重道——管他说的对不对，你都得服从；重道而不尊师——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重道且尊师——追求真理，同时尊敬有道德有学问的师长。当然，师必自尊，而后生始尊之。启功为北师大书写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与传统中国“传道授业解惑”的设想，很接近。问题在于，近年大学校园老出事，于是有人危言耸听，说是“二千年的师道尊严毁于一旦”。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些属于刑法管辖范围，比如杀人、嫖娼、猥亵小学生，这跟师道是否尊严关系不大。作为公民，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违法必究。你要是把这跟特定职业挂钩，比如在教师大会上宣布：为了维护师道尊严，严禁嫖娼，那也太低级了。

大学乃社会的一部分，同样存在各种矛盾，包括：师生与政府的矛盾，极端的例子是“闹学潮”；以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与教师学生的矛盾；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师生之间的矛盾。师生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在于如何协调，尽可能使其处于比较和谐的状态。

关于大学管理，我的理想是：为中才定规则，为天才留空间。至于师生关系，我的想法是：不即不离，不远不近。此前，大家较多批评师生之间如同路人，缺乏感情交流，学校只是贩卖知识，学生选课真的是Shopping。但还有另一种倾向，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

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教授不一定非跟学生“打成一片”不可。当班主任是一回事，如果只是教学或带研究生，没这个必要。我甚至认定，教授必须跟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表面的威严与内心的温情，二者并行不悖。过于随和，缺乏原则性，什么事都好商量，容易使学生对师长及学问失去敬畏之心，效果并不好。上学期考试，有成绩不及格的学生打电话给我，说是“商量商量，给提提分数”。被我严辞拒绝后，学生还抱怨：怎么那么死板！在教学评估日益严格、流行学生给老师打分的今天，还敢不敢严格要求？本科生的必修课好说，评分时，优良中差有一定的比例。选修课不一样，教师评分天差地别，有严格把关的，也有出手阔绰的。于是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听好教师的课，要差教师的学分。过分看重教学评估，很可能导致教师讲课时哗众取宠，努力去讨好学生。只问效果如何，不问程度深浅，大学的课于是越上越水。我以为，即便在大学阶段，教育仍带有某种强制性。在整个知识体系中，有些重要的关节点，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教、必须学。哪些是主干基础课，哪些属于选修，这可以商量；但教育不是超市买菜，不能顾客说了算。学生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学生讨厌的，我们就淘汰——如此时尚的教育理念，实在让人担忧。

人格上平等、但专业知识悬殊的师生之间，如何保持良好的互动？中小学里，依然存在教师辱骂、体罚学生的情况，必须大讲人格平等。大学不一样，大学生有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与机遇，博士生更是勇于挑战导师的观点。

去年我为北大中文系新生讲话，题目叫《同一个舞台》（《中华读书报》2004 年9 月8 日），说的是，两百年后，谁还知道我们之间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学生？师生之间，有传授知识与接受教育的关系，但也是一种对话与竞争。

不同性质的学校，对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反应。九十年代初，到北大给学生开讲座，真的是胆战心惊。阶梯教室里，大门在讲台两边，座椅是翘起来的，有些学生为了表示自己很有见识，没听几句，抡起书包，走过讲台，扬长而去。但听座椅噼里啪啦，不时有人影从眼前飘过，再有经验的演讲者也会心慌。这对演讲者很不公平。后来我们说服学生，你可以不来，也可以在下面看书，但不要这样表演，得给讲课的人必要的尊重。

反过来，在一些自诩“准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好些民办大学以此为荣，必须强调尊重学生的人格，不能辱骂，更不该蔑视，应给予学生选择学习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把学校管得像监狱，不准外出，不让独立思考，也不给犯错误的机会，这对学生的精神成长不利。

过去为师的少，大家把“师”想得太高深了，近乎圣人；现在师多起来，遍地都是教授，自然品类不一。只能要求教师恪守职业道德，再略有提升。说得太伟大，做不到，很容易变得虚伪；说得太渺小，跟扫马路的、卖大白菜的没什么区别，那也不行，忽略了“为人师表”的特殊性。

“师道尊严”某种程度的丧失，并非西学东渐的结果。

晚清以及二三十年代，教师很受尊重。抗战是一大转折，炮火连天中，“百无一用是书生”。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对“师道”是一大冲击；到了“文革”，更是斯文扫地。最近二十年，政府在努力，包括设立教师节，增加学校拨款等，民间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可以说，教师正逐渐捡回失去的尊严。但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大学与中小学、大学里从事基础研究的与应用研究的，所受到的尊重以及经济收入，仍有很大差距。

社会上普遍以金钱为评价标准，不再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也不再附庸风雅了。说句笑话，以前把老板叫老师，现在把老师叫老板。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在北京，你走进饭馆，服务员保准叫你“老板”。我曾试图纠正，但没用，说是叫老板好听，大家都高兴。现在连大学校园里，也都流行这样的称谓，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真是岂有此理。

师生之间，不再是从游、问学，而是雇佣关系，这太可悲了。

最后谈一个小问题，即校园里的礼仪。几十年反对形式主义，再加上文革中的破四旧，中国人不再讲“礼”，很可惜。不久前，文化部召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研讨会”，有学者说起：在校园里碰到老师，怎么办，打不打招呼，该怎么称呼。视而不见，不太礼貌；叫“老师好”，好像小学生；叫某某老师，则可能影响人家的生活。那位先生称，最好就叫“老师”，不带姓。我的意见是，只求适意，不必太拘泥。或点头微笑，或打打招呼，或干脆回避，视情境而定。你想，教授在校园里散步，或思考，或休息，或亲密交谈，或陪客人游览，你硬要上去打招呼，不太合适。尊敬师长，有此意识，但不强求。

所谓的“礼”，并非只是仪式，很大程度是一种心情。

辜鸿铭认为，“礼”应该译为“Art”，而不是“Rite”；周作人对此大为赞赏，称这就是“生活的艺术”（《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所谓“生活的艺术”，不仅仅在于调和禁欲与纵欲，达成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还包括控制理智与情感、调节社会与个人、兼及庄严与轻松等，确实是一门艺术。惟一需要说明的是，我不主张自上而下地“制礼”，那样做，很容易意识形态化；我更倾向于通过教育，逐渐养成。

2005 年8 月16 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前五节初刊《书城》2005 年9 期；第六节收入《教育三题》，初刊《书城》2005 年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