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射箭技艺，如何随同武举考试走入历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孔子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孔子竟然也是一位优秀的射手和射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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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孔子》中所展示的孔子射箭形象
他曾经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意思是，君子没有什么可与别人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射箭比赛了。
众所周知，西周曾经创造出内容丰富而形式多样的“射”的活动，构建起一整套的“射礼”。古代学者早就指出，从西周天子所举行的“大蒐礼”，到各诸侯国基层的“乡射礼”，都具有寓兵于射和寓教于射的双重性质。它并非单一的军事活动，其所具备的体育性质彰明昭著，毋庸置疑。
当代史家杨宽先生指出，举办频率很高的乡射礼，“实际上就是国人在所居的‘乡’中举行的一种以‘射’为内容的运动会”。从本质上讲，这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体育意识和实践，是竞技与教育相结合的体育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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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矍相圃，《孔子圣迹图》，清同治十三年孔宪兰刻本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不断地经历着民族的变迁和交融。可以说，在中国所有的古代文化遗产中，没有哪种文化形式像射箭一样充满了多民族文化冲突、交流与融合的特征。一部中国射史，自始至终都深深地打着多民族共生文化的印记。
“射”的功能早就突破了军事与狩猎的领域，具有了显而易见的体育文化性质。遗憾的是，今天，珍贵的射文化遗产正在成为历史遗迹，关于它最后的辉煌和衰落，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清朝。
01 “八旗以骑射为本务”
然而弓箭还是失去了往日辉煌
明朝的衰亡以及满族对中原的入侵造成了一个混乱失序的时代，很多汉族士大夫并不打算向清廷臣服。结果，很多士大夫归隐乡间，并开始准备从事武术研究。
武术的发展从而也得益于这样的学术研究，在清代早期出现了很多射书，部分也可归因于这样的学术风气。
满族人有自己的射箭传统。他们特别偏爱大型的弓，再配上长而重的箭矢，这种标配替代了明朝木版画上一成不变的小型弓。清弓大致上与历代的中国弓一样，都是用木、竹、角、筋制造的，只不过更大更重。
存世清弓数量不少。清弓上弦后，两头之间的长度可达196厘米。一张新弓的拉力大概是30公斤。每一张弓都会按照满族的风格包上桦树皮，在上面用桃树皮拼贴出蝙蝠的图样，或风格化的汉字“千”——代表长命百岁。这种弓的弓弰长达30厘米，在弓弰与弓臂的连接点上有一块用兽骨或角制成的弦垫，用来防止弓弦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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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约1870年拍摄的清代射手
清代的军事组织基于八旗制度，其创建于满族领袖努尔哈赤(1559—1626)之手。“旗”是集行政、生产和军事为一体的组织（和蒙古人一样，早期的满族人也对这些功能不加区分），后来发展成为专门的军事组织。
随着满族对中原的入侵，努尔哈赤的继任者——其子皇太极(1592—1643)在本族的八旗之外，另增加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清初八旗满洲大约有22万人，是军事上的主力，其中一半用来拱卫京师，另一半分散在全国各地守卫边疆。
明代的中国军队已经配备了火器，其中一些购自葡萄牙。但是到了清代，这些火器(主要是大炮和火枪)已不足以赢得军事统帅们的信任，因为它们在坏天气里不够精准有效。
在明代的军事理论中，火器主要是用作地雷、燃烧弹和攻守城池的武器，火枪在野战中并不被看好(也许这让西方人越发有一种错觉，即中国人拿火药来制作烟花而非武器)。
不过，在清代以前，火枪和火箭就已经是中国军队的制式装备，火枪的使用方法也是中国军队必备的训练项目。
满族亲贵们一开始坚守他们的游牧特性，前三位满族帝王都尽力防止不习骑射导致本民族的游牧性被削弱。基于此，他们要特别确保射艺在军事训练中的核心地位。
汉人的军队数量则被有意增加，并整编为“绿营”，用于守卫清帝国的疆土。绿营的士兵们按照明代的传统方式学习使用武器，但就射艺而言，他们被认为水平较低。
不过，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多样，包括超过十六种的刀剑，以及不同种类的抬枪和鸟枪。但是绿营兵的技击术被认为是过时的，还保留着戚继光最反对的那种华而不实的功夫。
最终，弓箭也在战场上失去了往日辉煌，同时弩也不再被使用。清代的射艺得以保存，主要还是因为其在武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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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道上练习射箭的士兵
02 “所用非所习”
清代的武举考试中的射箭科目
702年武则天开创的武举考试发展到最终阶段，即是清代的武举制。即便离唐代已有一千多年，其主要特点仍一袭从前：它名义上是由皇家出资组织，并严格遵循儒家的教条，同时它也是一条让满人和汉人都能在军政两界获得晋升的通道。
考试的基本形式接近明代，尽管随着时间变迁这种标准也在逐渐弱化。武举考试的大致结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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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武童”应该为“武秀才”。“武童”或“武童生”是指参加武举童试的考生，不是一种功名。
只有60岁以下的男性才能参加武举考试。那些想要参军的考生被排除在科举文试之外，反之参加了科举文试的考生不能参军。
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离王朝的终结已经不远，一位来自上海某天主教会的中国耶稣会士徐劢（EtienneZi）记录了他在南京亲眼所见的清代武举考试的情况。他的记录如下文所述。
“这种考试被划分成三个部分，即头场、二场、三场。头场考骑射；二场考步射，另还有三项力量考试；三场是笔试。前两场考试在户外进行（外场），后一场在室内进行（内场）。这种考试形式早在清代以前的明代就已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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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武举中测试臂力的硬弓
在1660年，力量考试被取消了，但其后（1774）又被恢复。三场笔试最初是让考生撰写一篇与古代军事经典有关的论文，但在1807年，考试内容改变，考生被要求记忆孙武的《兵法》、吴起的《吴子兵法》和穰苴的《司马法》，并从中默写出至少100字的文段。”
头场
在指定的考试日清晨，考生们要身着礼服到县衙报到（要戴上帽子、穿上长袍和礼靴，但不穿外套）。考试一般在教场举行。通常有一名军官陪同知县出席，作为其助手，考生将在他们面前被分为十组。
接下来会由军官从第一组开始点名，被点到名的考生要前往他们骑马的地方（发马处）。所用的马匹可能是考生自己的，也可能是考生临时租赁的。在南京，考试日租用一匹马的价格是平日的两倍。
考生左手持弓和一支箭，有两支箭斜插在他身后的腰带上。考生骑马奔至箭道的拐弯处，在考官的命令下射出第一支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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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射考试示意图
如果他中靶，一旁的随从会连续击鼓。接着他会用同样的姿势射出余下两箭，如果他成功射中剩下的两个箭靶，那么鼓点会再次敲响。
完成骑射后，考生在马背上报上他的全名（报名），然后下马，将马交给其他人（收马）。如果在考试中考生掉箭，或让帽子脱落，或从马背上摔下，都会被认为有失体面（失仪），不能再参加接下去的考试。
考生拿着自己的弓下马，然后到主考官跟前报到——主考官站在箭道入口的另一头——他要深鞠一躬，并再次报上姓名，最后谦恭地离开。所有的考生都要继续上述流程，直到完成考试。接下来他们要进行二场和后续的考核。
骑射考试结束之后，主考官不会立即宣布结果。他还会留时间去观看步射的考试，这场考试可能会安排在骑射考试同一天的下午，也可能安排在隔天。
二场
步射一般在县衙中闭门举行，由知县亲自主持，并配一名军官辅助。点名仍然由军官负责，考生依旧被分为十组。
点名和分组结束之后，他们要在知县面前报到。接着其中一位考生出列，左手持弓，背后的皮带上插上五支箭。在给右手拇指套上扳指（玦）之后，考生要表现出恭敬认真的仪态，并朝右转向主考官，立定几分钟。接着他取出一支箭扣在弦上，迈开双足，身体前倾，张开弓的同时眼睛一直注视着箭靶，最后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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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状元苏乞儿》中所展示的清代武举考试场景
如果他命中目标，鼓声就会响起。然后他让双脚回归原位，但保持双臂伸展身体前倾的姿态，几秒钟后他才站直。接着他取出第二支箭，用同样的姿势射出。射完第五支箭后，考生要再一次到主考官面前报名，和骑射考试一样，此时下一名考生上场。
考试结束后，县衙的大门才再次打开。考生们解散时，不奏乐也不鸣炮。考试的结果也不会发布。知县会定下下一场“技勇”考试的时间。
“技勇”测试的是考生的力量。其中一项测试所用的是一种叫“号弓”的特殊弓，这种弓又大又重。其标准拉力分为三个档次，用编号一、二、三来代表，依次为12力、10力和8力（分别约70.8公斤、59公斤和47.2公斤）
这些弓也是按照一般射箭用弓的样式来制作的，只不过其弓身更宽，弓弰更大。射箭用弓的弓弦是麻制的，而这种号弓的弦用牛肠来制作。号弓的弓身上通常有少许装饰，一般在靠近弓弰的地方会印上该把弓的拉力编号。
这些号弓不是用来射箭的。考生们站在主考官面前，用左手掌心握着一把号弓（通常是一号弓，即拉力约为70.8公斤的弓）。
他将伸直左臂，用右手握弦并把弓拉满（用整个拳头握住弓弦，不扣箭）。接着，他要立即把弓弦收回。这样的动作他要连做三次，然后在主考官面前报上姓名，并单膝下跪。
乡试的骑射考试与童试在一个环节上有所不同，即乡试要考察射"地球"。球的大小与一个小南瓜相当，大约高60厘米，直径30厘米，骑射的时候考生不仅要射中皮球，还要把球从土堆上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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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考试
03 中华射艺的衰落和武举的取消
随着19世纪的到来，中国逐渐暴露在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攻击之下，射箭在战场上的价值也更加受到质疑。因此，以射箭考试为基础的武官选拔机制也遭到频繁的批评。
事实上，在19世纪初，除了少数乡野猎人用弓箭打猎，帝国的武举考试已经成为射艺之所以还在中国存在的主要理由，尽管还有一些人相信有规律的射箭练习有益健康，可以作为健身和放松的运动。这些子虚乌有的理由让这门技艺最终走向没落。
自负的八旗贵胄成功控制了整个中华帝国，并有效将权力扩张至蒙古、回疆以及西藏，但最终他们落得和元朝蒙古人一般的下场。他们在取得军事上的成功之后，就依靠着国家供养过活，而缺乏就业维持生计的技术。在一次和美国驻厦门领事到中国西部旅行的过程中，E.A.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观察到：满族人征服中国大概与克伦威尔执政是同一时期，他们在中国各大城市中都驻扎着亲卫部队。
这些拥有特权的八旗子弟居住在自己的防区内，享用着国家供给的食粮，无所事事地繁衍生息着。在西安府，八旗的驻地一片凋敝，土墙斑驳，腐烂、懒惰和肮脏滋生其间。在一个宽敞的教场中，当有满族将领视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骑手策马在跑道上飞驰射箭，命中箭靶。
这些懒惰的八旗子弟想参加新军，但却被证明是软弱无力的无用之辈，普通的二十英里行军都会让他们精疲力尽。拿着世袭的俸禄饱食终日，他们变得懒惰、邪恶，且体格羸弱、肌肉松弛，他们的衰弱预示着这个族群已奄奄一息。
清政府变得越来越闭关自守。列强的侵略越频繁，清政府反而越不思进取。但是，如果缺乏某种程度上的对外来思想的学习，他们就无法应对列强带来的更具效率的组织方式与更成熟的军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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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让我生气了，明明是我们发明了火药！”（法国政治讽刺漫画，1856年）
在1898年，光绪皇帝取得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能够在没有慈禧太后的时刻监视下行使统治权。康有为那个时候正在北京，他发现自己有机会影响清廷，就连续向光绪上书。
康有为在之前的十年里一直鼓吹改革，比如建议禁止裹小脚，认为应该革新科举制度。他也大力主张中国应该吸收更多的外国思想，即便他仍然将儒家哲学视作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答案。
在1898年，康有为针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折》
夫武试之制，始于唐之武后，于今千二百年矣，乃在德意志初祖沙立曼未出世之前。此真博物院之古物，足供考古者。岂今犹可抱巨石以投人、舞大刀而相斗、鸣长镝以相惊乎？以此弓、刀、石而与数十响之后膛枪、开花弹之克虏伯炮相较乎？既必无是理矣！……
以言兵事，等于古玩儿戏；以言国计，则大为弃民伤财……立下明诏，停止弓、刀、步、石之武试及旗兵习弓矢者，并广设武备学校。
如果没有慈禧太后对“百日维新”横加阻止并全面镇压的话，光绪帝很可能会接受康有为的建言。康有为逃亡到日本，其他没那么幸运的一些维新同志则被逮捕、被关押、被处死。不过，改革大幕已经拉开。在1901年，光绪帝签署了下面一条诏令：
谕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流弊滋多，而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自应设法变通，力求实际。嗣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着即一律永远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