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一代学人的信念与情怀 

陈平原著《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讲述大学内迁岁月中的师生风骨

本报记者 许旸

抗战时期烽火连天，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如何生存？大学何以继续发展？日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新书《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书中聚焦抗战期间中国大学内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借助档案、报道、日记、书信、散文、杂感、诗词等不同史料，呈现战时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与民族情怀，令岁月深处的学人故事重焕光彩。

陈平原教授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抗战烽火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力量。书中既有事后回忆与学者发掘，更汇集了许多当事人的珍贵文字。“我尤其关注人本身的状态，比如师生的心灵成长，比如西南联大朱自清、吴宓等8位教授的旧体诗作，从中得以了解一代知识分子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动荡与坚守。”

中国大学在8年抗战中发展壮大，实属奇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烽烟四起，包括北大清华南开在内的大批中国大学内迁。抗战胜利后，这些大学的教授与学生英才辈出。“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在陈平原看来，这不仅意味着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书中披露的西南联大校史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37年11月1日，学生们纷纷历尽艰险，赶往当时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报到，“上午9点，响起了空袭警报，师生并未逃避（实在也无处可躲）。”陈平原的理解是，已经没有退路，师生们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步入课堂。

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不止西南联大。多所高校同样经历了艰辛迁徙历程，以抗战中的浙江大学为例，“经过4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7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其中，1939年2月5日上午11时，日机18架侵入广西宜山，专炸浙江大学，共投弹118枚，浙大“东宿舍全毁，大礼堂、训育部、导师室、体育课、园艺系工作室，及新教室，均一部分被毁，学生二人微伤，余皆安然无恙”；“惟学校经此次猛烈轰炸后，不得不加以整理，于是停课3日，于2月9日照常上课”。

“如此紧张的局面，大学也就停课3天，还专门记录在案，可见校方对于学业的重视。”陈平原说，大学内迁的特点在于，不是简单逃难，而是在战火中坚持教学与科研。这一点也反映在浙大校友、中国核武器研制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的回忆中，“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风气很浓，有‘东方剑桥’雅称。同事、同学、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

学人诗作表达抗战必胜与民族复兴的信念

从书中史学界作出的统计来看，8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奇迹。读书人坚守的，不仅是“高等教育”职责，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与信念。其中，不少学人写了大量日记、诗作等。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凤、魏建功、浦江清、萧涤非等8位西南联大教授，抗战期间多有旧体诗创作，当初很少公开发表。

陈平原指出，这群知识分子相互唱酬，不只是出于共同文学兴趣，感情交流与相互慰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他们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之所以都选择旧体诗，既确认其文化身份，让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韵语，表达某些幽微思绪，指向的是个人修养、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这些“有情”且“鲜活”史料，让后人得以了解学人在战火中的艰难、迁徙途中的毅然，以及真切的个人体悟与民族大义。

比如，1937年中文系教授魏建功临别北平，留下“文章收拾余灰烬，涕泪纵横对甲兵；忍痛含言一挥手，中原指日即收京。”进入相持阶段后，蛰居大后方的教授们生活异常困苦，萧涤非写下《有适》：“妻行骨立欲如柴，索命痴儿逐逐来。却笑蒙庄方外客，也缘升斗要人哀。”书中解读是，同样写日子艰难，这首七绝诗在悲痛、无奈与自嘲中，还有淡定、诙谐与自持，更能体现那时读书人的普遍心态。到了潘光旦《四十三岁生朝》，“已分穷愁关性命，任教破碎总河山。兴邦多难寻常事，看取前修忧患间。”这类表达抗战必胜信念的诗作，在同时期作品中占了很大比例，体现了一代学人的坚韧信念与坚守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