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洪先生就开了两枪。一枪是为谢冕老师编的《爱简》：他发现了一个人们不注意、本人也很少谈及的谢冕的“另一面”。再就是这本《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让人们对当代文学又有了新认识、新发现。

洪老师是一个历史中介，是一个讲述人。他很出色地讲述了自己的“个人史”“个人年代”，从而给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留下了一部宝贵的思想和学术财富。

原来计划中还有一些题目，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西方左翼对“人”的思考；对安东尼奥尼电影《中国》的批判；样板戏艺术的外来资源；作为“政治”和作为“艺术”的亚非文学运动……但因为理论、知识准备不足，也因为精力不济，就放弃了。从我的角度，目前写的这些也就够了。

因为这个事情，我更加相信，世界上就分两种人，一种喜欢金庸，一种不喜欢金庸。而每次我重温金庸，被独孤九剑葵花宝典大伏魔掌法弄得魂飞魄散时，总会叹息，洪老师们怎么会不喜欢金庸啊。如此，我阅读了洪老师谈阅读的几乎所有著作，希望找到蛛丝马迹。

通过2007年撰写的《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Weimar Germany：Promise and Tragedy），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韦茨（Eric D. Weitz）用辩证的视角、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1919到1933年间魏玛共和国的社会全景。